十余年前，我出版過一部名叫《為行動而思想，為思想而行動》的著作，并以“關于行動的思想和關于思想的行動”一文作為后記收錄其中，具體記述了“為行動而思想”和“為思想而行動”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

所謂“為行動而思想”，從字面上講，就是為了“行動”而“思”，為了“行動”而“想”。在“行動”是“言論”的對立范疇的視域內，可以說是為“行動”而“言”，為“行動”而“論”！因此，這是一個富有哲學思辨意味的命題，既可作形而上的理論，也可作形而下的解讀。當然，針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實際和特色，這里講的“思想”專指“研究”，也就是專指“思”“想”，即為了“行動”而“研”，為了“行動”而“究”，即上面說的為了指向“行動”而“思”，為了改變“行動”而“想”。

顯然，在這里，“行動”是名詞，指的是社會活動、社會實際和社會問題等；“思想”是動詞，是“研究”的同義詞。正因為如是，作為社科研究工作者，我們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針對人們的社會活動，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圍繞社會現實中的“問題”，去思考、去探索、去研究。

至于“為思想而行動”,這一“思想”的“專利”，則是屬于童中賢同志，最初在我講了“為行動而思想”后，他隨口講出的，后來，我將其整理成“為行動而思想，為思想而行動”的湖南省社科院的“院訓”。對此，我曾有詳細記錄，這里不予贅述。

童中賢研究員主編——《湖南策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構》

日前，童中賢同志送給我一部《湖南策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構》書稿，并請我為之作序，我覺得此成果就是“為行動而思想”這一“思想”的產物。這部書稿中的一系列課題，都是來自實際、來自實踐，從立題到破題，從解題到答題都是根據“行動”的需要，針對“行動”的問題，依據“行動”的規律，指向“行動”的發展。再具體點說，他和他的課題組成員的“研”和“究”、“思”和“想”，都是根據國家和湖南行動的現實需要，針對區域發展行動的實際問題，依據區域發展行動的客觀規律，指向區域發展行動的科學謀劃。這些成果或進入了決策，或為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和依據，或直接成為決策的重要內容，有的變成了領導的說法，有的變成了黨委、政府的文件，有的變成了實際工作者的做法。如“長江中游城市群（湖南）高質量發展研究”，其中期成果為國家制定《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十四五”實施方案》提供了決策參考，最終成果報省政府同意，轉化為《湖南省推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十四五”實施方案》文件；如“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建議”，其前期成果上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后形成《武陵山經濟協作區湖南片區規劃》上報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公室和國家發改委，并得到國家《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實施規劃》采納，最終成果轉化為《湖南省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實施規劃（2011-2020年）》被省政府批復實施；如“湖南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方案研究”，最終成果經省政府同意，轉化為《湖南省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方案（2020-2025年）》文件；如“長株潭都市圈發展規劃研究”，其成果為湖南省發改委編制和完善《長株潭都市圈發展規劃》并獲國家批復同意提供了重要參考；如“湘南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研究”，成果為湘南地區獲批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考，并被湖南省委省政府文件采納，等等。這些都發揮了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經濟效用和社會效用。也與我2016年在全國社科院院長聯席會上講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功能和任務是“讓我們的說法變成別人的做法、讓我們的思考變成領導的思想、讓我們的文章變成上級的文件、讓我們的謀劃變成社會的規劃、讓我們的發言促進社會的發展”的“說法”天然耦合。

童中賢同志在進湖南省社科院之前，一直在基層、機關從事行政工作，他熟悉實際、了解情況，進入社科院后，他便將自己的實際工作經驗和社科院的理論研究優勢結合起來，立足湖南、思考湖南、獻策湖南，出了許多富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從長株潭“3+5”城市群的構想到武陵山片區發展的把脈，從湘西地區的開發到湘南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擘劃，從湘粵湘贛湘黔的合作到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整合，從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的設計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對接，等等，無不傾注了他和他的課題組成員的所“思”所“想”，所“研”所“究”，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也是對馬克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一偉大思想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精彩詮釋么？！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