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60多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學人薪火相傳、努力耕耘，為湖南哲學社會科學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一批老專家以其深厚扎實的理論功底、嚴謹誠實的治學態度、獎掖后進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被學界同仁尊為楷模。為加強學術傳承與學術研究史料的搶救性保護，推動青年科研人員學習老專家甘于寂寞、不畏艱難、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的治學精神，院（中心）決定編撰老專家學術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員面對面采訪老專家，請老專家介紹人生道路、治學歷程與學術感悟。本期登載“為學之道·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老專家訪談錄”系列報道之八：《小工廠走出來的大學者——萬里研究員訪談錄》。

萬里研究員小傳

1951年9月出生，漢族，中共黨員，遼寧瓦房店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原所長，二級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調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1997年，被評為研究員。曾任兩屆全國青聯委員、兩屆省青聯副主席、五屆省政協委員。2013年11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聘為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民俗宗教文化、湖湘文化等方面研究。

主要論著

專著：

《唐宋時期湘贛禪宗網絡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

《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制》，岳麓書社，1998

《湖湘文化辭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論文：

《王夫之的“性情合一”論及其理論貢獻》，《哲學研究》，2009

《中國古代道儒二家宇宙論的異同及其意義》，《哲學研究》，2011

《關于治理“三亂”的法律思考》，《求索》，2000 

《唐宋時期湘贛禪宗網絡研究》，《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8

《周敦頤與佛教關系再考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8

《周敦頤與佛教》，《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7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質及其影響下的精英人物》，《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從“悲欣交集”看弘一法師與藕溢智旭的佛學淵源與路徑》，《世界宗教文化》，2010，《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0

《從“陽明”語義看陽明山之得名及其與王陽明的關系》，《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 

《文化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靈魂和活力——從南宋杭州文化與城市繁榮的關系談起》，《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14

《南宋時期江南地區“五顯神”崇祀考》，《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小工廠走出來的大學者

我們與萬老師取得聯系的時候，萬老師正在北京幫忙帶小外孫女，空暇時間則忙于學術研究和參加學術會議。盡管時間不充裕，萬老師還是干脆地答應了我們的采訪要求。當時正值新冠疫情，我們不方便赴京采訪，于是通過采訪萬老師的同事、朋友，研讀萬老師的學術著作等方式，擬了一份采訪提綱發給萬老師。一個多月后，萬老師給我們回復了一篇三萬余字的長文?！?br/>

從工廠到學校

謝文鳳、王海若（以下簡稱“問”）：萬老師您好，我們作為學術后輩，今天非常榮幸能夠采訪您！聽說您父親讀過兩次大學，并從軍參加過眾多戰役，還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任教，而您母親也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的前身湖南國立師范學院，能請您談談父母對您的影響嗎？

萬里（以下簡稱“萬”）：我的父親是遼寧復縣（今瓦房店市）人，父親的家庭經商，經濟情況應該還算可以，因此父親得以就讀于當時的南開大學?！熬拧ひ话恕笔伦兒?，父親的家庭被毀，家仇國恨促使他勵志從軍，服役于國民革命軍第74軍。后來，父親又就讀于陸軍大學，畢業后重新回到74軍服役。他先后參加過與日軍在江西、湖南的全部戰役。我的母親是長沙人，就讀于湖南國立師范學院，是如今湖南師范大學的前身。該校創建于抗日戰爭時期，初設地址在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1944年遷至溆浦縣。當時父親的部隊正駐扎在溆浦縣，父母親就是在這里相識并結婚的。1949年1月，父親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成立，劉伯承擔任院長兼政治委員，我父親被調到該校任教，擔任戰術戰役教員。家里至今還保存著劉伯承和時任南京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鐘期光簽署的軍屬證書。我在1951年9月出生于南京軍事學院的附屬醫院。由于父母親都是知識分子，自幼受到熏陶，我比較熱愛學習，尤其喜愛古典文學。從小母親就教我背誦唐詩宋詞以及古代散文名篇，最喜歡的唐詩是李白的《將進酒》，宋詞是岳飛的《滿江紅》與辛棄疾的《破陣子 · 醉里挑燈看劍》，散文則是《岳陽樓記》《滕王閣序》等等。我也喜愛作文，記得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小學的寒假大多只有三周時間，布置的寒假作文只有三篇，但是我總是要寫十來篇；小學四年級時，我每周的作文學校都要拿到高年級作為范文；初中雖然只讀了一年，也擔任了語文和外語（俄語）的課代表。哪怕是退學后來到社會上做各種苦力勞動之余，也喜愛讀書。我母親在經常教導我背誦古代詩文名篇的同時，還會講述家族的往事和故土舊時的社會風情，這激發了我對湖南的鄉土情懷。

問：您初中就輟學養家，后來自學成才，成為一名著述頗豐的學者，這樣的學術經歷對現在的年輕學者而言是難以想象的。我們很想知道您是因何機緣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萬：1953年，我父親退役，全家便隨母親遷居長沙。1955年，父親因病去世，當時我還只有4歲。我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家庭五口人的生活重擔自此全部壓在時任小學教師的母親身上。1964年，我進中學讀書。1965年，身心已經極端疲憊的母親因病退職。時年14歲的我正讀完初中一年級，因家庭生活極端困難，便退學回家，進入社會，開始從事各種體力勞動掙錢養活自己和貼補家用。自此，我在社會上推板車、挑土和做臨時工等有6年時間。1970年9月，我被招工到一家小集體性質的工廠——長江閥門廠（后改名長沙閥門廠）當鑄工。到了工廠后，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工作生活環境，讀書的時間也逐漸多了一些。進長沙閥門廠工作不久，有幸認識了一位對我后來人生轉折并從事學術研究的發展影響最大的人，他就是彭燕郊先生。彭燕郊先生（1920 - 2008）是福建莆田人。早年參加新四軍，從事宣傳和戰地服務工作。1949年他來到北京，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又擔任《光明日報》的文藝副刊編輯。1950年，他被調到湖南大學，擔任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因受“胡風案件”的牽連，下放到街道。1958年，他拿出自己不多的存款，與街道上的一些閑散人員，主要是家庭婦女，一道成立了 “長沙市城北區鋼鐵人民公社玩具廠”，該廠后來被整合到長沙閥門廠。

1984年1月16日湘潭日報記者攝于湘潭大學彭燕郊先生家，右一為萬里

在長沙閥門廠工作時，我與彭燕郊先生的交往逐漸加深。彭燕郊先生告訴我，他原來有約4萬冊藏書，現在家里還剩下約5000冊。我大約每周或兩周就去他家一次，每次背一書包的書回家，看完再換。隨后的幾年時間，在彭燕郊先生的指導下，我先后閱讀了一些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文學及文藝理論著作、文學史參考資料等，以及當時僅有之兩部分別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55級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這些書籍讀完后，彭燕郊先生再要我讀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原典著作，以及《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等。此外，還讀了一些中國歷史書籍。彭燕郊先生要求我，所讀書籍一定要將其放在特定歷史的背景下，可以結合制作一個年表以加深印象；由此，我用1米多長的紙張制作了一個年表張貼在家里的墻上，隨時添加內容。中國的主要文史哲書籍讀完以后，彭燕郊先生再借給我外國的文史哲名著讀，自古希臘、古羅馬的著作，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著作，到近代的著作，包括有小說、文學及文藝理論著作、文學史著作等。先讀俄羅斯的，再讀歐洲的，然后讀美洲（包括美國和拉丁美洲）的。這些書籍的作者或譯者多為名家。所讀書籍均有著一個循序漸進的系統過程，故閱讀后的印象極為深刻，至今還受益匪淺。

彭燕郊先生是一位詩人，他也想要我學著寫詩，但是我自知缺乏彭燕郊先生擁有的“詩性思維”，而是更擅長“理性思維”?？吹轿业摹安豢删人帯?，彭燕郊先生便要我研究中國古代的戲?。☉蚯┘皯騽±碚?。由此，他系統地借給我閱讀了許多古今中外的戲劇理論著作以及大量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各大學學報上刊載的戲劇研究文章。我雖然受益甚大，在以后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中經常用到這些知識積累，然而還是“稀泥敷不上壁”，最終沒有走上這條路；但是，歐洲戲劇之精湛、戲劇理論之深刻，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此后，彭燕郊先生只是在寫作方法等方面給予指導。記得在1978年我開始學習撰寫學術論文，初稿篇幅很長。彭燕郊先生讀后說，內容他無法評述，但是文章顯得累贅拖沓，要大量壓縮。并說：“文章是給人‘讀’的，不是給人‘看’的。自己寫文章，哪怕是學術理論文章，包括考據文章，也要讀。能夠讀起來順暢，便是一篇好文章?！痹撐慕涍^六次修改，定稿時的篇幅只有初稿的三分之一。篇幅雖然縮短，但內容并未減少，論證反而更加簡明嚴謹。該文當時無法發表，多年后，我再次修改并充實內容，發表在《哲學研究》上，并且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1980年，我陸續在國家級和省級刊物上發表了若干篇論文，有一篇還在當時的《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由于當時的信息渠道不如后來暢通，外省的一些學界人士、包括部分老一輩學者，都以為我是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先生”。

問：從工人身份變為正式的學者身份，這在20世紀80年代應該也是很少見的吧，聽說您是被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焦林義特批的“干部”？

萬：1981年，我被破格調到湘潭師專（后來的湘潭師院，現湖南科技大學）從事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和歷史文獻學、目錄學的教學工作。1983年3月，被破格評為副教授。雖然如此，基于當時工作體制關系的差異，我一直在學校的校辦工廠拿工人的工資，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作成績較為突出，兩次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立大功，每次增加了一級工資。1985年，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焦林義特批了一個“干部”指標，我的檔案中才轉為真正的教師身份。

問：您在長沙閥門廠工作時就發表了20余篇中醫史文章，1982年進入湘潭師專后又被國家衛生部中醫管理局聘為中醫古籍整理顧問之一。您為什么會在工人時期對中醫史產生興趣呢？

萬：早在我步入社會基層從事各種重體力勞動時，1978年，我突然患上了急性黃疸型傳染性肝炎。母親陪同我到長沙市第二人民醫院看病，醫生要求住院治療，要繳40元住院費才能入院。當時家庭的生活經濟來源主要就靠我在支撐，我不但不能夠繼續掙錢養家，還要付出在當時相對于我家來說是一筆不菲的款項，顯然無力承擔。記得當時我們走出醫院，母親流淚了。一位我們熟識的搬運工人知道了，說他可以運用外治法治療。他將一些草藥搗碎，敷在我雙手手腕的內側。一天后，敷藥處起泡，將黃色的液體逐漸排出，一周后，再去醫院檢查化驗，肝功能恢復正常。親身體驗民間中草藥驗方的治療效果如此神奇，使我對中醫藥產生濃厚的興趣，加之當時全國正在重溫毛澤東于1950年給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的題詞“中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進而掀起學習中醫藥的熱潮。我便開始自學中醫。

到工廠當工人后，由于當時不具備研究文史哲的外部環境條件，閱讀了一些古代的中醫藥典籍之后，發現當時的醫史界對于中國醫學史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看，當時已經面世的幾種《中國醫學史》著作不只是內容簡要，大同小異，涉及古代醫家、著作的一些基本史實也錯訛較多，便就閱讀所得開始撰寫中國醫學史文章。從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的約一年半內，我在工廠勞動之余的時間，撰寫了20來篇中醫史文章，部分發表在當時復刊并不多的國家級和省級學術刊物上，其中《醫史研究三議》一文在《山東中醫學院學報》刊發時（筆名“萬方”），編者按稱：“萬方同志提出的問題是值得重視的，應當在醫史研究和醫史教學中清除非歷史的觀點?！贝宋碾S即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我們生活在一個祖先傳下的百花園中”

問：您于1998年出版了國內第一本從“法治”和“人治”角度切入的法治思想史著作《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制》，這本書還獲得了第八屆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的成書背景和主要觀點嗎？

萬：該書的撰寫動因可以追溯到1988年，當時我與年輕教師陳良文先生一道合作在湘潭師范學院歷史系開設了一門關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史的選修課。我們談到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與局限性的東西。其中涉及，作為有著數千年古老文明史的中國，為什么進入近代以后，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步履如此艱辛；反之，作為中華文化圈的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其社會文化與經濟的發展在進入近代以后（如日本），或在最近幾十年中（如韓國、新加坡），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世人驚嘆，也令國人深思。除了這些國家率先開放搞活以外，更有著復雜的文化內涵歷史原因。這些國家曾經或者受到中華文明之光的長期普照（如日本、韓國），或者其國民大多為華裔構成（如新加坡），至今他們還在不斷地從中華文明中吸取養分以解決當代面臨的許多社會問題。    關于怎樣評價中國傳統文化，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觀點異彩紛呈，唯一正確而又可行的中庸之道當然是批判地繼承，揚與棄相結合。但是，究竟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什么是優良傳統？什么是因襲的重負？說起來容易，辨識起來卻難，尤其是深入文化深層次的一些東西，如思想觀念等。這好比我們生活在一個祖先傳下的百花園中，從外觀看，花園中有香花也有雜草，其中嬌柔艷麗令人陶醉的鮮花但卻可能內含劇毒成分，如可提取鴉片的罌粟之類；也有樸實無華但卻可給人們以生存以充實的諸多谷物和百草。我們祖祖輩輩生于此、長于此，久居芝蘭之室而不聞其香，久入鮑魚之肆而不知其臭，加之又是祖傳的產業，在一個重傳統的國度，也不愿輕易拋棄，便泥沙俱下繼承之、因襲之。反之，一個外來的游客，他卻可以根據自己的各種需要進行鑒別與選擇，對其有用者取之，對其無用乃至有害者則不屑一顧而棄之。想到這些，我們便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我們的專業范圍、學識能力與興趣所在，選擇幾個問題，從文化史的全景角度進行一番歷史與現狀的綜合考察，研究歷史而提供借鑒于改革開放的現實。初選的切入點是，我們的祖先是怎樣認識人類所構成的社會并怎樣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進行治理的；初選的題目是，“道德與法律的選擇——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的思想與實踐”。后來，良文兄又另有所側重與發展，最終由我完成了《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法制建設的內涵十分廣泛，諸如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法律條文的完善等等均為其重要內容。但是一般人往往將法制建設視之為針對社會公眾一切不良行為和違法行為制定嚴密的法律條文加以網羅，而忽視了對柄持法律者的控制與約束。古代中國的法網之密是放之世界無與倫比的，用現在的語言表達，就是執法的力度是加強得夠大的。但歷史證明，“例愈紛而弊無窮”，封建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奸弊迭興”；“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正如先秦商鞅所說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逼涓驹?，即在于缺乏對執法者的有效制約，以至于歷代封建王朝的清明廉政意愿均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廂情愿；而任情違法、貪贓枉法卻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可治愈的社會頑癥。因此，雖然完善法律條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加強法制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條文，而在于怎樣加強對破壞法制者的制約，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才能夠根治惡意的犯法和“善意”的違法。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社會才能得以真正建立。

問：我國的法制建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現在依法治國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這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和像您這樣富有責任感的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您在此書出版后5年，又寫了《人類距離動物究竟有多遠？》一文，這兩者之間是否有聯系

萬：《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專門用了兩章的篇幅著重論述了古代諸家人性說及其與德治和法治的關系。但是，局限于該書的題旨是考述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問題，加之受到篇幅的限制，一些問題只是點到為止。后來，一件發生在湖南湘潭的事件促使我對人性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中世紀歐洲宗教裁判所的行刑、清代菜市口的行刑，以及從古至今將各種刑事犯、政治犯、宗教異端者進行公捕公審游街示眾的諸多場景——這些刑審形式都是當年馬克思對普魯士專制暴戾政權多次嚴厲譴責的“法律預防說”和“恐怖主義的法律”。從動物行為學、人類行為學的角度看，人類從類人猿進化為人經歷了數百萬年時間，但從初露人類“文明曙光”的舊石器時代至今則不過十數萬年時間，從發明文字到現在更只有短短數千年的文明歷史，相比之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數百萬年時間積淀下來的動物本性怎么能夠得以根除。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币虼宋艺J同荀子的“性惡論”，可稱之為“人類的動物本性”，也就是所謂“獸性”。即使有著非常好的社會制度，任何寄希望于道德治國、靠“覺悟”來制止犯罪的設想都是徒勞無益的，只有將“人類的動物本性”置之于法律與規則框架的制約之下才能“治本”。為此，后來我還補充撰寫了《人類距離動物究竟有多遠？》一文，刊發在《書屋》2003年第9期。

問：《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出版后收獲了很多正面評價，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對于這樣一本涉及現實問題的著作，您在出版該書之前是否擔心會遭到批評？

萬：該書稿研究內容的時代雖然是古代，但是畢竟涉及政治，慎重起見，我將文稿送請時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楊敏之先生審閱幫忙把好政治關，并請哲學所老所長王興國先生審閱幫忙把好學術關。楊敏之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認為，此書的出版不僅將有助于人們加深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人治、法治的發生與發展及其階級實質的了解，而且將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和分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那些封建主義殘余，從而更加自覺有效地將它們肅清。此書很值得廣大司法和行政執法、紀檢監察戰線的干部一讀，也值得各級領導干部和關心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人們一讀。

問：您沒有系統接受過關于中國古代史和思想史的教育，要寫出《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這類著作，您是怎么堅持下來的？

萬：從我的讀書學習歷程可以看出，在自學的過程中，我是文史哲各學科的知識兼收并蓄，并不像一般有著科班學歷的人一樣在大學期間便確定了專門的學習研究領域，這也使后來我隨時轉移研究方向奠定了較為寬廣的知識基礎。記得當時，我首先是閱讀了晚清張之洞撰著被稱之為指引學生“讀書門徑”的《書目答問》，隨后閱讀了首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清代章學誠撰著的《校讎通義》，最后還將清代乾隆年間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閱讀一遍。由此治學中我便逐漸走上了注重史實考據的乾嘉學派之路。

從現實困難來講，我曾經因其他課題的研究纏身，對“道德與法律的選擇——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的思想與實踐”課題的研究擱置了一段時間。我調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后，1995年的一天，我到岳麓書社拜訪學友、時任該出版社社長的夏劍欽先生，他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并愿意給予全力支持。該選題通過了岳麓書社與湖南省新聞出版局當年的選題論證，我便開始撰寫。在隨后的兩年中，在進行其他課題研究的同時，我閱讀了一些史料和著作，做了數萬字的筆記，寫出了十多萬字的初稿，但在時斷時續的情況下，總感覺到自己未能進入最佳寫作狀態，因而對初稿的文字極不滿意。1997年3月，在夏劍欽先生的多次督促下，我決定將手頭其他課題放下，全力以赴完成這一課題的研究。記得當時我的老伴在湘潭師范學院工作尚未退休，我一個人在長沙。此時電腦尚未普及，全部文稿均為手寫，每天寫作到夜深。時值春寒料峭之際，面對窗外的綿綿春雨，我沉浸在古代語境之中，心情雖然非常沉重，但卻思如泉涌，撰寫的速度比較快，42萬字的初稿在2個月便撰寫完成。隨后又因處理其他事務擱置下來。同年11月，回過頭來再繼續進行，發現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又重作修改補充，書名也定為《不受制約的權力——中國古代的人治與法治》。

史學研究：“我個人比較傾向于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問：正如您所言，您走的是注重史實考據的乾嘉學派之路，您的論文和著作都非常重視對史料的詳盡考據?？梢哉務勀倪@一治學方法嗎？

萬：自宋代以降，由于統治者一直將儒家孔孟之學欽定為治國綱領，圍繞陰陽五行、三綱五常、義理心性進行闡釋研究的理學家何止萬千?；镜姆懂牶透拍罹椭皇悄敲匆恍?，談來談去，除了極少數的思想家有著一些新的見解和闡發外，大部分人都陷入了“空談義理”的窠臼，既無益于治國，也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個人比較傾向于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因為這畢竟能夠對古代發生的史事進行某種程度的廓清，以為社會的繼續發展提供一些借鑒。由此，我治學比較注重對史事考證的還原，當然也不排除在此基礎上有所理論闡釋，兩者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史論結合”。我在一篇談自學體會的文章中曾寫道：“弄清楚基本的資料，對資料作一番認真細致的整理辨析工作，是治學之首要問題?！倚欧睢疅o征不信，孤證不立，從流溯源，由源及流’的治學準則，我所撰寫的學習心得中，沒有一篇是人云亦云之論，多少總有一些自己的觀點在內?！痹谧珜憣W術文章時，我注重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全面徹底的收集、研讀、整理和考辨，然后再撰寫文章，學友們稱之為“竭澤而漁”。

清代乾嘉學派的學者在考證一項史事時，講究必須以史事發生之同時代的第一手文獻資料進行考證；此外還講究孤證不立，必須用同時代的其他文獻相互佐證，等等。但是，學術界一些人在進行學術研究時，經常運用明清以降的地方志、家譜族譜等文獻以證漢唐史事，甚至遠古史事。由于多種原因，這些文獻資料等在編纂時，不但運用的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有時甚至或者是捕風捉影，或者直接造假，當然是極不可靠的。這些情況事例太多，不勝枚舉。哪怕是在一般看來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也不一定可靠。例如，被南宋儒家理學家推崇為宋代理學奠基人物的周敦頤。即使有諸多文獻資料證明，周敦頤與當時的佛教禪宗僧人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系，甚至有文獻資料記載，他曾經師事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從而獲得太極圖的傳授，古代儒家學者乃至當代研究者還是力圖否認周敦頤與佛教僧人有著聯系，更不要說受到影響。一代大儒、南宋理學家朱熹為了將周敦頤推上宋代理學開山祖的神壇，將《墓碣銘》中所有周敦頤與佛教僧人交往事實的文字全部刪除，致使在南宋以后所編纂之周敦頤文集中收錄的這篇《墓碣銘》中都沒有這些文字了。根據一些新發掘出來的文獻資料，我先后撰寫了《周敦頤與佛教》和《周敦頤與佛教再考證》兩篇文章，“再考證”一文發表后，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

因為在自學時我便注重對文獻的搜集鉤沉，所以我也愿意耗費時間、精力編纂一些文獻資料集以供學術界研究參考之用。

問：湖南是宋代理學宗師周敦頤的故鄉，也是他曾經長期出仕任職的地方。在您的推動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主辦了“周敦頤與汝城暨理學思想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學術研討會”。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次會議嗎？

萬：2012年12月下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聯合主辦，中共汝城縣委、汝城縣人民政府承辦的“周敦頤與汝城暨理學思想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學術研討會”在湖南省汝城縣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社會科學院、知名院校及汝城當地專家學者近100人齊聚一堂，圍繞“周敦頤理學思想”“周敦頤與汝城”“理學思想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汝城歷史人物”等專題進行了學術研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所研究原所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景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等作了主題發言。這是湖南對周敦頤理學思想研討規模較大的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對湖南的周敦頤研究以及理學思想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研究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會后，還從參會的論文中選擇60余篇結集出版。

“我將研究湖湘文化看作一種責任自覺”

問：80年代后期，您還開始了對湖湘文化的研究，主持編撰了一系列重要文獻，其中《湖湘文化大辭典》還獲得了第八屆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您是因為湖南人的身份才對湖湘文化感興趣的嗎？

萬：雖然我的籍貫是遼寧，出生于南京，但湖南是我的成長之地。加之母親的故鄉在湖南，她經常給我講述家族的往事和舊時家鄉故土的社會風情。所以我把自己看做一個地地道道的湖南人。80年代后期，全國各地掀起了對地域文化研究的研究熱潮，湖南學術界的“湖湘文化”研究熱也同樣興起。我作為湖南學術界人士，將研究湖湘文化看作是一種文化自信，更將其看作是一種責任自覺。

問：湖湘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星光璀璨、史料龐雜，您關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是否有重點關注對象呢？

萬：由于我一直對研究工作的基本文獻資料比較注重，遂產生了編纂一部關于湖湘文化辭典作為該研究領域基礎建設的設想。我將此想法向時任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黨組書記、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禹舜先生匯報，得到他的認可和支持，他又向曾經擔任湖南省省長、時任湖南省政協主席、兼任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任的劉正先生報告，也得到劉正先生支持。記得當時我提出，請劉正先生或者禹舜先生擔任主編。禹舜先生說：“主編還是由學者擔任。我們就做一些統籌和后勤工作好了?！崩项I導的高風亮節使我感受頗深。由此，分別成立了辭典編纂的工作委員會和編輯委員會，劉正先生和禹舜先生等人分別擔任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和副主任，我則擔任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兼主編。經過籌備，90年代初，利用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工作平臺，組織各種?？剖≈镜木幾肴藛T共300余人，開始了《湖湘文化大辭典》的編纂工作。該辭典收錄一萬六千余辭條，600余萬字，編纂完成后正式出版。后來，該辭典又經增補修訂，編入《湖湘文庫》出版。此后，我還主編了《湖湘文化通論》，作為分冊的主編參加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史》的撰寫，以及參加了《湖湘文化通覽》等著作的撰寫。

湖南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舜帝與炎帝陵墓的所在地。關于這兩位帝王的記載散見于各種古籍文獻之中，人們在進行研究時收集不易。我與劉范弟先生合作，將散見于1400余種古代文獻中關于舜帝的各種記載，按經、史、子、集進行分類，進行整理和標點，編纂了《虞舜大典古文獻卷》。該書240余萬字，為迄今為止篇幅最大、內容最為齊全的關于舜帝文化的文獻資料集。出版后，《光明日報》刊發書評給予高度評價，為湖南的舜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該書后經壓縮篇幅、改名為《舜帝歷史文獻選編》編入《湖湘文庫》；后來，我又與劉范弟先生合作編纂了《炎帝歷史文獻選編》，也被編入《湖湘文庫》之中。這些都是關于湖湘文化研究的基礎性項目。

問：挖掘湖湘文化的源頭確實十分重要，您認為湖湘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性是什么？基于您的研究經驗，您對年輕學者如何著手研究湖湘文化有什么建議嗎？

萬：如果說要給湖湘文化下一個定義，可以說，湖湘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它是歷代（包括現實）湖湘民眾在湖湘大地上所創造的實物、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從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的總和。一般而言，一種文化系統的“獨立存在”是否能夠成立，關鍵在于能否獲得某個社會群體的文化認同；在鄉土觀念和認祖情懷非常強烈的中華民族，對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認同不能不體現在對鄉土的文化認同上。由此看來，湖湘文化首先應該是一種地域鄉土文化。作為一個地域性文化系統，湖湘文化有著自身特定的內涵及外延。湖湘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豐富，從廣義來看，是自古以來生息在湖南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獨特個性的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的總和；從狹義上講，則是指自古以來湖南的原住居民、各個時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創造和發展起來的文化精神和積淀凝固而成的湖南人性格。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無論是對其進行界定或研究，這兩個方面的內涵實際上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湖湘文化應該是一個豐富的多層面的復合體，既包含了意識形態層面的觀念文化、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化形態的物質文化和行為文化；既包含了上層社會的主流文化、廟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眾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湘大地的原住居民及后來陸續遷徙進來的“三苗”“荊楚”等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包含了秦漢以降作為主流文化傳入的漢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其中既具有強烈穩固的原生態特質，又有著因應社會時代變遷之流動性、發展性、變異性等衍生特質。正是在這些多元文化因子的持續互動合力作用下，這一地域文化才日益豐富并逐漸定型并形成了特色獨具的湖湘文化。只有從宏大的社會歷史文化視野、獨具的學術視角和對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自覺運用的基礎上，才能建構起一部較為客觀真實的湖湘文化發生、發展與成立史，才能辨析和認識湖湘文化除了與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其他地域文化普遍共同的文化特質之外的自身精神特質和形態特色，才能進而體味湖湘文化的獨特魅力。以上對湖湘文化界定所發生在湖湘大地之上的一切事物，均承載于歷代的湖湘人物、著作、各種文獻，以及社會民眾的各種生產、生活能力與社會習俗之中，這些都是可以進行深入研究的選題。具體研究的方式，可以進行個案的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也可以兩者研究相結合。

宗教研究：“走出傳統、走進現代、走向未來”

問：您后期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古代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以及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研究，撰寫了近百篇佛教研究文章。您為何會選擇這一主題作為您后期主要的研究方向？

萬：我對中國古代宗教的關注與研究，其實可以追溯到對中國古代醫學史與科技史的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史與科技史受到道家乃至道教思想的較大影響，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就撰寫了一些關于道教史的研究文章。20世紀初，我應臺灣某佛教寺院的邀請，兩次到臺灣參訪考察，參與《臺灣佛教研究叢書》的編寫，我承擔的撰寫題目是《臺灣的人間佛教》?！叭碎g佛教”是民國時期佛教改革家太虛法師倡導的一種佛教改革運動，主張以正信的佛教教義與思想來關懷和改善現實人生，服務現實社會并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通過研究我看到，中國的道教界并沒有這種覺悟。為此我撰寫了《顛覆與重構：現代性與問題意識觀照下的中國道教》一文，認為：“在‘現代性’與‘問題意識’的雙重觀照之下，可以看出，近代以降，中國道教界既缺乏一種自我反省的意識，也缺乏一種在社會歷史語境產生劇烈變遷情境下之變革自身以與時俱進的理念?！薄爸袊澜倘绻槐焕^續邊緣化而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具有反省自身、反省傳統的問題意識，樹立與時俱進的‘現代性’觀念?！痹撐脑?005年在《求索》刊發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自此，我將宗教研究的主要方向轉移到對中國佛教史以及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研究。 

問：您近期還出版了大著《唐宋時期湘贛禪宗網絡研究》，湘贛地區是南禪的重要發源地和繁衍地，能否談一下這本書的成書緣由？

萬：2007年，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為了促進全院各研究所科研水平的提高，提出“0”的突破戰略目標，即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突破和在國家級高檔次報刊發表學術文章的突破。當時我所在的哲學研究所已經有十幾年沒有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更從未在國家級高檔次報刊發表過學術文章。時任所長的我感到壓力較大。為此，采取“廣撒網”的方式，要求所里的每位研究人員都必須申報一個項目，并擬定了若干課題名目，再根據每位研究人員的學術專長“認領”，然后集體協助論證攻關?！疤扑螘r期湘贛禪宗網絡研究”就是當時擬定的課題之一。大家“認領”之余，剩下了這項課題無人問津，原因即大家對此研究較少，且沒有前期成果。由于我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中國思想史研究轉向宗教史研究，積累了一些資料，并撰寫了若干論文，便接下了這個“無人領養的孩子”。經過論證申報，2009年，該課題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立項資助。

本書題名為“唐宋時期湘贛禪宗網絡研究”，研究對象為唐宋時期湖南和江西地區之禪宗寺院叢林的建置歷史情況及其駐錫僧人的分布，以及這些寺院叢林所駐錫的重要僧人及其法嗣弟子之間的相互參訪交往。禪宗與佛教其他宗派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僧人的禪修證悟需要通過僧人之間的走訪、參謁、交流、啟發，在反復的言語行為之激揚碰撞、勘問鉗錘中，才能最終獲得漸悟或者頓悟。正因為參訪游歷是禪宗僧人禪修生涯的必行之路，而唐宋時期南禪著名叢林的分布乃至高僧的數量又以湘（湖南）、贛（江西）兩省為最多，故自唐代南禪興起之后，就有大批禪僧頻繁地往來于湘、贛兩省之間的叢林禪寺游歷參訪，以致出現了“走江（西）湖（南）”或“跑江（西）湖（南）”的專有名詞，并在文獻中記載不絕如縷。

由于南禪“五家七宗”均與湖南和江西因緣深厚，因此湘、贛地區是南禪所有最主要宗派的重要發源地和繁衍地，在佛教史、禪宗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并對海外如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佛教禪宗宗派的產生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這就是湖南與江西禪宗網絡研究賴以進行的堅實基礎，也是本書立意宗旨之所在。作為湖南人，我覺得有承擔起對佛教禪宗在湖南和江西的這一段輝煌歷史進行研究使之為世人所知的義務。

問：除了筆耕不輟，您還組織過不少大型宗教學術活動，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萬：我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時，除了擔任過若干年的院哲學所所長外，還兼任了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任職期間，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臺灣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合作，于2010年7月3日至9日召開了“海峽兩岸宗教與區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場先后輾轉于湖南的長沙、南岳和新化縣。類似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這樣沒有正式編制的科研機構，院里還有許多，部分退休后的研究人員還繼續擔任著這些研究機構的負責人，為院里的學術繁榮發揮余力，我也同樣如此。作為湖南省內唯一的宗教學專業研究機構，研究中心高度重視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統領科研活動，秉承“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宗教適應觀，注重田野調查，加強與宗教界的互動，積極引導和協助宗教界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與佛教寺院聯合舉辦“中國佛教界愛國抗戰事跡圖片展”?？谷諔馉帟r期，中國佛教界人士曾經發揚愛國精神，通過捐款捐物、戰場救護甚至還俗參軍等形式積極參與抗戰，有些僧人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39年，周恩來為鼓勵佛教界人士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在湖南南岳題寫了“上馬殺敵，下馬學佛”。這段歷史歷來被佛教界所重視，也被部分宗教學和史學研究者所關注，但由于年代久遠，關于這段歷史的史料已嚴重缺失。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回顧和宣傳佛教人士愛國抗戰的這段歷史有助于弘揚佛教的愛國精神、鼓舞當代佛教人士的愛國熱情、增進人們對佛教的正確認識。由于父親有著從軍抗戰的經歷，愛國之情一直縈系我心頭，總想為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做一點事情。為此，我們組織人員，歷經4個月時間，走訪了全國12個省份的近50所寺院，同時利用互聯網等各種渠道搜集整理了200余件原始照片、檔案、報刊等歷史資料，并從近10所有意向合作的寺院中最終選擇與南京市郊區的一所小型寺院——明因禪寺合作，于2015年9月14日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辦了“中國佛教界愛國抗戰事跡圖片展”。展覽舉辦時，全國各地多所寺院共組織僧人及信眾近300人赴京到場參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所原所長李景源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先生，中共中央黨?？蒲胁扛辈块L倪德剛教授等學者蒞臨指導并作了主題發言。展覽結束后，《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中國民族報》《法音》等報刊進行了報道；尤其是《人民政協報》用兩個整版的篇幅進行了詳細報道，《法音》雜志轉發了展覽圖片近30幅。這次展覽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展覽結束后，將圖片移到明因禪寺再次展出，并作為該寺院的一個固定項目被長期保留下來，以供到寺院的僧俗兩眾隨時參觀學習。2017年12月16日，我們再次與南京明因禪寺合作，共同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辦了“宗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以及部分省市社會科學院等機構的近40名學者出席會議。會議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探討宗教如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相適應，宗教文化如何接受、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景源先生、榮譽學部委員楊曾文先生等作了主題發言；卓新平、柯錦華等學者也提交了學術論文。會后，《人民政協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進行了詳細報道并刊載部分發言摘要。我們將其中的32篇論文整理結集于2019年5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通過寺院傳播以擴大影響。經過以上兩次合作，無論是南京明因禪寺的教職人員還是受其影響的信教群眾，他們的愛黨愛國熱情、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主動性，都有顯著提高。此后，我中心多次受邀幫助他們撰寫宗教政策解讀文章、編寫愛黨愛國宣傳材料，并為寺院組織的各種活動提出建議。

“感覺到自己還可以繼續為學術繁榮發揮微薄余熱”

問：今天的采訪著實讓我們開闊了眼界。在采訪的最后，能請您聊聊退休生活嗎？

萬：我退休后的最初一段時間還住在長沙，將在職時已經確定但未能來得及完成的工作繼續做完，并將因工作繁忙未能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做完，此外還繼續為學術界和宗教界做一點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因我的女兒在北京工業大學任教，2016年，第二個小外孫女出生后，我便與大部分中國家庭的老人一樣來到北京幫忙帶小孩。同時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工作。我的根在湖南，我的家在長沙。外孫長大后，我當然還是將回到長沙生活。

退休之后，我繼續撰寫中國哲學以及宗教學的學術文章，參加了湖南省內以及全國各地的若干相關學術會議。退休后撰寫的數十篇學術文章，其中有兩篇文章分別在《哲學研究》和《船山學刊》發表后，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2022年1月9日，我應邀參加了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中國宗教學會主持召開的全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研究隊伍建設座談會”（視頻會議），并提交了書面發言。由于我早年研究中國科技史，對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比較熟悉，現在，應邀正在為中國科協“文明的燭火——中國古代科學文化探源精品圖片展”撰寫布展文字及圖片稿，這個展覽，在北京展出后，還將到全國各地進行巡回展。退休之后，能夠自己利用的學術研究時間比在職時更多，科研成果的不斷出現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感覺到自己還可以繼續為學術繁榮發揮微薄余熱。

萬里生活照

謝文鳳　女，1985年生，哲學博士。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道德哲學。

王海若　女，1988年生，邏輯學博士。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邏輯哲學。 

（哲學與黨史黨建研究所 科研部 供稿）